《锦衣夜行》第609章 今世万世

    御前这场相争，原因就是夏浔昨夜与永乐皇帝提及的对辽东的变制改革。
    夏浔已经赶到北京，献俘礼是宣扬国威的一件大事，而夏浔和朱棣就是这件大事的两个主角，他既然到了，群臣就该商议举行献俘礼，同时着归附各部头领朝谒天了，以示我朝威加海内，恩夷抚远之上朝威风。当然，期间少不得就封赏辽东将士一事也得公开宣告。
    这本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人员难得凑的这么齐，夏浔便又当众提起了辽东变革的事来。他是真有点只争朝夕的意思，也是出于一种很朴素的民族感情，希望把辽东这个未来可以变成火药桶、大明掘墓人的所在，彻底改造成大明的坚固边墙。
    夏浔第一件事提的依旧是升幕府专署为官衙，永乐随行官员和北京行在的大臣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听他讲了讲升格府衙的必要性，便大多表示了赞同。
    即便是看着夏浔七个不顺八个不服的丘福，对此也无法表示反对。夏浔治理辽东，不只有战功，还有文治，这就是文治卓著的一种表现了。前天他们在皇上面前还大肆吹捧夏浔治理辽东如何出色，这时出言反对岂不是打自己的脸？
    再者说，整个辽东，地域不小啊，这么大的地方，一旦由幕府专署升级成官衙，将有大量的职位空缺，辽东没有这么多人才，朝廷也不允许这么多官员就地选拔，那样的话，势必得从关内选任大批官员去充实这些有司衙门，谁没有门生故旧、族亲子侄？说不定自己就能得一两个职位，安置自己的亲友，反对这件事，无异是断人前程。
    何况，设立官府可以加强对辽东的控制，这些大臣们不管彼此政见如何，是否有私人恩怨，在这一个目标上还是统一的，他们也希望大明能加强对辽东的控制，减少来自北方的祸患，所以这件事几乎获得了一致通过。
    可是一说到对归附部落的安置，众文武的意见就迥然不同了。
    丘福首先提出了异议。
    他认为让归附的胡人部落与汉民杂居相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在他看来，胡人风气剽悍，好勇斗狠，与汉人杂居，家长里短的，难免要生出一些事端，而胡人习惯于族群聚居、互相扶助，一有事情就举族出动向人讨公道，那样的话一人之事就会迅速变成一家之事，进而变成一族之事，造成极大动荡。
    夏浔却认为，辽东由于工商业的发展，汉人和少数民族已经形成了一种密切合作关系，双方也习惯了由司法署和司商署来协商解决争端，故而司法权基本上已经由部落长那里收归到了专署衙门，虽然目前这只是在社会治安和经营贸易方面的管理，却已是一个良好的过渡。
    地方官府的建立，可以顺利扩大司法权利，至少偶发事件，有辽东军队的存在，也足以保障对事态的控制，有问题是暂时的，利益却是长远的，如果不进行这种变革，归附部落始终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力，现在朝廷是省了不少心思，可遗留给子孙的，却是一些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发的大祸患。
    辽东目前还有少数独立掌握着司法权的部落，那都是没有参予到辽东工商经营的、在偏远山区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小部落。而这一点在中原也不例外，一些居住在僻远山区或者与大城大阜交通不便利的乡村的汉人，主导村镇秩序的主要力量何尝不是族宗长老们？这一点并不要紧。
    此外，两个人也就免除强制婚嫁、免除更汉名着汉服等岐视性强制政策，以及胡人作官的各项待遇方面相持不下，两个人据理力争，丘福所主张的，其实更利于眼下的安定和平稳，但是从以往归附的部落多有发生叛离和争端来看，夏浔的融合之策才是一劳永逸的法子。
    行在参政陈寿泰然一笑，捻着胡须，摇头晃脑地道：“皇上，臣以为，淇国公所言，才是老成谋国之见。外夷异类，终非我族，不可以国人待之。唐玄宗厚爱胡人，结果安史之乱，几乎丧亡唐室；宋徽宗与金国缔盟，结果辽国灭亡之日，金人兵锋便指向中原。厚待夷狄，视如自己，不啻与虎谋皮呀！”
    夏浔昨夜与娇妻几番云雨，阴阳调和，如今是神清气爽，听他反驳，一点火气都不生，气定神闲地道：“陈大人此言差矣。唐初对外用兵，胜多败少，奠定了大唐的霸气威风，而这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其中不乏异族，所用兵马，更有不少乃是胡兵。凌烟阁中二十四人，试数数胡人占了几何？
    唐之藩镇政策，才是国之大患。朝廷疲弱之际，藩镇将领遂起异心而已，其弊在于放权太重，其因在于人之贪欲，而非出于胡汉之争。自古以来，哪个朝代没有叛将逆臣？其中又有几个是胡人？纵然是同族的大将，见朝廷势弱，遂起野心者不知凡己。自三皇五帝到如今，你何必单单挑出一个安禄山来说事儿？”
    陈寿的手僵在胡须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夏浔道：“现在的政策，轻松、简单，无需多费心神，于长远看，却是朝廷心腹之患。纵然一时有些难处，我们这一世人不去做，将来留给后人的就是不可收拾的一个烂摊子，诸位大人读圣人书，但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变革就是关乎我大明气运、万世太平的事了，如何不肯去做？”
    这句话顿时挑动了朱棣的心弦，江山是他的，他对未来的责任感远比其他任何人都要重，听到这里，拍案赞道：“杨旭说得好！丘福、陈寿所言，不无道理。但……，天生之才何地没有？为君者用人，只应择其是否贤明，何必分别彼此呢？
    其人贤则任之，其人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汉武帝重用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唐太守重用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次子），这二人不但皆是胡人，且为胡人王子，但一生忠心耿耿，成为朝廷栋梁。唐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有播迁之祸，乃是他用人不明。宋徽宗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有夷狄之祸。岂是因为用了夷狄之人么？
    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方是明君。前元当年以无敌兵威，悍然入主中原，国祚不过百年，便被俺皇考举义帜，逐出中原，原因何在？就在于前元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至于自取灭亡，这前车之鉴，怎可不慎？”
    皇帝已经盖棺论定了，众人也就不宜再就此事纠缠，纷纷称是退向左右。
    朱棣吁了口气，又道：“使其处于我宦属之间，日相亲近，终有成为一家之日；若竖起篱笆，当贼一样防着，如何可以教化他们呢？当然，他们初来归附，多是畏我势力，未必尽是出于赤诚，适当的防范还是必要的，古人说受降如受敌，杨旭，你在辽东，对此不可不慎、不可不察！”
    夏浔忙躬身道：“臣谨遵圣上教诲！”
    朱棣淡淡地扫了眼丘福和陈寿，这两人一文一武、一唱一和，意见却无比统一，联想到前日他们对夏浔众口一词的明捧暗杀，朱棣心中已经隐隐有了些憬悟。
    比起这两个人，雒佥就机警的多，他原为南京刑部尚书，半生都是在司法口儿打拼出来的，心思最为缜密。方才夏浔突然当众提出辽东变革的谏议，他便有所警觉了，夏浔是昨日到北京城的，就住在行宫里，想必与皇帝有过沟通，他既然敢当众提出来，恐怕皇帝纵然没有全部同意，也已大为意动，这时还是看看风色的好。
    他没有及时提醒丘福和陈寿，就是想利用他们探探皇帝的口风，看看皇帝对夏浔的谏议到底支持到什么程度，如今一听皇上斩钉截铁的断语，不由暗暗庆幸。
    昔日徐辉祖四人歃血为盟，除了梅殷、耿炳文，第四个人便是他。这四个人能走到一块儿，其实各有难言之隐。徐辉祖为了他的忠义之名，连亲弟弟都葬送在自己手里，如何还能向朱棣俯首称臣？如果他那么做，将为天下人所唾弃，名声将臭不可闻。他除了一条道走到黑，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耿炳文前朝老将，对朱元璋亲自立下的继承人同样忠心耿耿，何况朱棣登基之后，罢其长兴侯爵位，赋闲在家，他也有自己的政治诉求。梅殷则是因为朱棣不屑其无耻，根本不理他抛来的媚眼儿，只让公主姐姐给他写了封家书，便叫他滚回京城来了，根本不下圣旨，羞惭得他无地自容，以致生了怨恨。
    四人对新朝的立场不但各不相同，结盟的目的其实也有参差，他们也知道再想推翻朱棣的统治，把建文帝的儿子或兄弟扶上皇位是不可能的，却出于各种目的，联手对新朝功臣展开了反扑。结果，不久朱棣提北平为北京行在，把雒佥调离了南京，也亏得如此，此后一些事情，雒佥根本没有参与，才没有被纪纲挖出来。当然，以雒佥的精明，如果他当时还在南京，以他的能力，那么到底是夏浔成功反击，还是沉冤千古，也就很难说了。
    如今徐辉祖已经成了一个废人，梅殷和耿炳文也已不在人世，结盟的目的都已不复存在，雒佥大可顾好自家前程便是了。但人是一种很复杂的生物，如果情感能够永远、完全服从于理智的支配，那人也就不是人了。只要有机会，雒佥还是本能地想要给夏浔一刀。
    可这一刀，看来现在还不是机会。
    夏浔想趁热打铁，再把其他两件事情谈谈，朱棣却不想在献俘礼前，引起朝臣们太多的争议和矛盾，一见夏浔要说话，便抢着说道：“好啦，辽东之事，今日暂议到这里吧。北京行部和行五军都督府要负责献俘礼一事，速去筹备。朕与皇后，要去北海子一游，众卿就此散了吧！”
    众人纷纷散去，夏浔一下子变得无所事事了，忽地省起自家娘子还在寝殿甜睡。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呀！”
    夏浔性致大起，兴冲冲地便奔了自己的寝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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