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闲话》学校

    
    从电视上看到我家乡某村的人在学校里修坟头儿，拿死人吓唬活人，一边是上学，一边是上坟，让我倍觉尴尬：你不是一直鼓吹沂蒙山人有文化吗？不愚昧吗？所有庄上最好的房子是学校吗？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儿？新闻的接收当然有其接近性，如果这事儿发生在西藏或其他边远的省分，充其量吃一小会儿惊也就完事儿；它发生在温情脉脉而又富于革命传统的我的家乡，就不能不让我感慨万端，夜不能寐。
    记忆中，我的家乡是注重文化教育的。1958年，我上小学二年级，负责扫除四个家庭的文盲及普及简化字。每天中午，我都提溜着小黑板去这四家教大人们识字。让我吃惊的是，那些婶子大娘们都识字，我写什么她们都能念得出来。特别我的一个四婶，她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喘气儿都很费劲，但她不仅识字，而且还会写。我按简化字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她念出来之后，还指出我写的那个“华”字和“国”字好像写得不对，尔后她拿小木棍儿在地上写了两个繁体的华字和国字。她说她上识字班的时候老师就是这么教的，“这样写行吧孩子？”如今她已经去世了，但一想起她，还能清晰地记起她说这话时的神态和声音。后来我大姐说：“她们识字比你都多，你还扫她们的盲呢！”她们当然都是战争年代识字班时候学的。你到农村去，不时地会看见一些老太太坐在树底下戴着眼镜看报纸，她绝对就是当年的识字班。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曾不厌其烦地写过它。
    当然，我家乡还是缺知识缺人才。整个五十年代，所有初中以上的学校普遍生源不足，录取分数线再低也还是招不够。我小时候就经常看见临近几个县的学生骑着马或小毛驴（交通不便，公路不通）来我们县考学，也有于赶考的路上遇上山洪暴发、沂河暴涨，让大水给冲跑了的。那时还有助学金，有些学生就是靠那三五块钱的助学金，读完初高中走进大学校门的。求学不易，办学也不易。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情景。那是一个看上去已经很老了的生物老师，噢，名字记起来了，叫刘华宇。他步行三十多里地（他不会骑自行车）一路打听着来到我家，告诉我：你已经被我县唯一的一所高中正式录取了（我后来知道他之所以强调是正式录取，是因为当时还有副取生，即正取生中有不上的可以在副取生中按名次递补）。尔后他告诉我什么时候去报到，带什么东西。他的神情是那么高兴！连口水也没喝，说完就走了，他说他还要到别的庄上去通知另外一个被录取了的学生。
    我读初中的一中，是1951年建的，据说原来就是个大坟场。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在菜地或操场的一角，偶尔还会发现零星的人骨。这说明那时是迁了坟场建学校的，也没听说有谁对此提出过反对意见。那是一所美丽的学校，依山傍河，青墙红瓦，绿树掩映。我后来到过许多地方，还没见过有哪一所初级中学像它那么美丽。
    过去是迁了坟场建学校，如今是在学校里修坟头儿。这是怎么了？那所看上去还不错的校舍是你一个人捐资兴建的？你是陈嘉庚式的人物？陈嘉庚也没在厦门大学修坟头儿，也只是由后人们塑了个铜像。你是英雄人物，埋在学校里让学生们凭吊起来方便些？那也得经过一级政府批准。新闻单位给你曝了光，这说明政府没批准。你也不是英雄，充其量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地头蛇！
    这当然是极个别极个别的现象，但也足以让沂蒙山人难堪的了。问题在于这极个别的现象是怎么发生的！这么大的事儿那个庄的支部能不知道？知道了为何不管？你管不了为何不向上级报告？在后来的跟踪报道中，人们注意到那坟头儿是迁走了，可要新闻单位不知道呢？没曝光呢？
    这可是应了那句话了：初级阶段（儿），千奇百怪。当然，这还是个别现象，并不说明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初级阶段的所有政策里面从来没让你搞假冒伪劣，但你还是搞并日趋猖獗说明什么？所以还是个工作问题，两个文明的事情要扎扎实实地做，别光做表面文章，否则就会漏洞百出，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