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全本）》194.九开国立业（一）（28）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接收大城市之日起就拉开序幕了，当时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并将私营企业中的战犯、汉奸、官僚股收归国有，实行公私合营。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开始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就全面地有计划地展开了。
    1953年4月，**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调查组，通过对上海、武汉等几个城市资本主义公私关系的调查，向中央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认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办法是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适当的方式，并提出进一步做好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十分重视这个报告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进一步指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是：“利用、限制、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召开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座谈会。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对我们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求中央财经各部门、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都要讨论这个问题。他又指出，资产阶级不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不走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它。他认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孤立起来了。他还具体指出，改造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变私营企业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使其由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7月9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一个文件上的批语中更明确地指出：“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的”。“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20］**的指示，通过全国财经会议的讨论，使全党进一步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最适当的形式。
    1953年9月7日，**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座谈时进一步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21］**还具体说明了这项改造的一系列政策：在形式上，采取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和收购等形式。在利润分配上，实行“四马分肥”的政策，即所得税占34。5%，福利费占15%，公积金占30%，资方红利占20。5%。在时间上，用3年到5年的时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22］在工作方法上，通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自愿地接受改造，不能像对待地主那样，实行强迫。**的这次谈话大大地推动了私营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积极性。谈话后第二天，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根据**的指示，肯定了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方针和办法。9月23日，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进一步学习和讨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顾虑，从而促进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就在这次全会的结论中，**表达了他关于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设想。他说：围绕农业合作化展速度问题的大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在阐明农业合作化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的问题时，他说：我在三中全会（即**七届三中全会）说过，不要四面出击。因为那时全国大片地方没有实行土改，农民还没有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现在的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的消灭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