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厨》第一千七百八十七章 复杂性

    .，苏厨
     第一千七百八十七章复杂性
    马主史学家关于奴隶社会的定义，是奴隶被视为奴隶主的财产，可以买卖，奴隶主可强迫奴隶工作，劳力活动须以奴隶为主，无报酬，且无人身自由。
    一个人类社会中，如果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这样的社会，就叫奴隶社会。
    而“封建社会”，是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
    但是事情落在华夏，那就变得很复杂。
    封建，到周代就已经非常完备，但是华夏大一统的国家疆域广袤，各个地方的发展差异很大，从来就没有广泛同步过。
    就拿秦代来说，秦开南海、筑长城的人数，其实依旧多到形成了阶层甚至阶级，但那些人的身份却都不是良人，也就是说不是自由民，而是“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
    这里的“尝逋亡人”，就是欠国家税收的流民野人，“赘婿”与后世含义也完全不同，其实是奴隶或者奴隶家生子，“贾人”也不是什么正经商人，而是没有土地依存的“无产者”。
    秦国对于这些人是极其残酷的，甚至有法令要求将领们尽量让他们死去，根本没有当做人看。
    从这个方面来看，秦国的边地和内地，毫无疑问是两种马主社会形态，而且两者相辅相成，同样都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其实也是如此，《汉书·严助传》记载：“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
    曹魏学者如淳还曾作注：“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
    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拿钱赎回，就成为永久的奴婢。
    有战争的时候，这些人是首先消耗掉的炮灰，《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天汉四年“发天子七科谪及勇敢士”前往朔方征战。
    所谓“七科”，依次为：“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罪官排第一，逃犯排第二，奴隶籍排在第三。
    著名的卫青起初其实就是奴隶，卫青跟随别人来到甘泉宫，一位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后说：“这是贵人的面相啊，官至封侯。”
    卫青笑道：“我身为人奴之子，只求免遭笞骂，已是万幸，哪里谈得上立功封侯呢？”
    也就是说，即使是到了汉代，奴隶一样普遍性的存在。
    到了唐代，则有了口分田。口分田就是国家土地在男丁出身之后分配给男丁使用，死后收回归国家重新分配的田亩制度。
    到了宋代，有了官田。官田就是属于国家，交给老百姓栽种，收成后让百姓缴纳租子的田亩。
    马恩他们老家，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东西。因此他的学说，也就解释不了这些东西。
    因为官田的主体是国家，而且宋代官田佃户们是以佃代赋，也就是说他们和自由民一样，缴纳给国家同样份额的粮食，只不过不是以赋税的名义，而是以租子的名义。
    此外也没有额外更多的“剥削”，他们与自由民的区别，只在于自由民有私产，而他们租种官地。
    马说的封建社会还有个前提，那就是通过土地政策、户籍制度政策和赋役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使人身依附关系极强，农民被强迫捆绑在土地上，不得迁移，只能遭受剥削。
    但是华夏其实从唐末开始，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松动。
    宋朝实行的主客户户籍制度及赋役制度，这些制度相比前朝，对客户大为有利，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大大减弱。
    这本身是由于生产力与商品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鉴于实际情况，不得不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给予劳动力流动一定的自由。
    这样客户既可以选择成为商业手工业的雇工，也可以选择做农业佃客。
    因此这一时期的租佃制，客户也已有迁移的自由。这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天圣五年，宋仁宗就下诏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毕日，商量去往，各取稳便。
    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这些情况，与马说的定义都不一样，如果一味地以西套中，只要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似是而非。
    只能说，中国特色的“华夏封建”，其社会复杂性，可能远超马说所定义的“欧洲封建”。
    苏油自打穿越过来，在这方面就一直下着苦功夫，一直在认真研究自己穿过来的这个时代，而不是上来就大刀阔斧咣咣咣几板斧。
    因为那样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的概率，而且就算是成功，也不过是让自己加入了这个循环——英雄成功屠龙以后，自己就变成了新的恶龙。
    只有结合实际，参考大宋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思想体系、文化程度，世俗民风，从这个基础出发，考察成熟后，再去制定相应政策。
    而不能天马行空地生搬硬套后世的所谓“先进经验”，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基础决定上层，不要指望仓廪不实的百姓知礼节，守法度，那是不近人情，是不可能的。
    从后世穿越到以前的人，绝不会喜欢以前的制度，但是要改变它，却绝不是简单照搬。
    因为你得先研究清楚，支持后世那些制度存在的广泛社会基础，在你穿越过来后，是否依然存在。
    如果没有，那就还是筑基阶段。
    因此苏油才苟了几十年，大宋如今才有了能够跟上自己思路，发挥创建的蔡京、章惇。
    这两位只是露出海面最显眼的冰山而已，他们的底下，是理学和理工已经培养出来的一个相当巨大，能将他们拱到现在这个位置的阶层。
    这个阶层还在持续不断地成长和壮大，已经渗入全社会的方方面面，渐渐朝着一个阶级演化。
    用蚂蚁咬死巨龙，而不是以英雄取而代之，这才是真正的“屠龙术”。
    这套方法到现在已经日渐成效，即便是雪域高原上的布达拉宫，都不能不受其影响。
    这些年，佛教在高原上的传播越发兴盛，阿令京的弟子前往各地的传法人，出名的有五十四位，被誉为四梁八柱十哲三十二椽。
    在吐蕃向雄王者永当八世意多坚赞彻底皈依佛教，邀请西路弘传活佛禅师阿令京于大昆寺驻锡、译经之后，当地统治者们似乎发现了一种很好的统治方式——****。
    而在另一个时空，吐蕃也的确是于这个时期完成此事的引入的。
    吐蕃长期的割据与纷争，给了红衣佛教最大的市场，上层统治者需要一种方式来扩大势力范围，凝聚人心。下层贫苦大众需要精神寄托，文化渴求，以及思想皈依。
    在修行的过程中，阿令京发现自己师尊受禅宗“顿悟瑜伽”的影响，导致了一些问题，因此反对顿悟，主张渐悟。
    倡导通过广建宗教建筑，亲身参与其中，体之劳之，用这样的方式来坚定信仰，修行佛法。
    之后则通过寺庙传播佛法与知识，这才是善法，而不是不传播善法的“邪知见”。
    这套办法成果卓著，很快吐蕃大地上，林林总总修建起两百来处佛寺、佛塔。
    佛教重新在吐蕃兴盛起来。
    去年三月，溪哥统领边廝波结以吐蕃兵六千余人归顺宋朝。
    以此为信号，羌塘、纳仓、乌敢诸酋，也在红衣和尚们的大力宣传和鼓励带领下，相继遣使兰州，亦求内附。
    朝廷命赵禼妥为接待，并命董毡嫡子蔺逋比，邈川大首领温溪心幼子巴温为先导，与吐蕃各势力进行接触。
    五月，阿令京抵达布达拉宫，吐蕃主陇拶举行了盛大的皈依典礼，同时表示愿意信佛附宋。
    吐蕃就此和平入宋，堪称水到渠成。
    然而此举在很多人看来，对大宋并没有什么切身利益，只是青年皇帝好大喜功的表现。
    不过既然没有付出什么成本，大臣们也就随了皇帝的开心。
    但是苏油早就跟赵煦做过科普，司马学士曾经的那套说辞是要不得的。
    国家的疆域，有的地方是钱粮库房，有的地方是门户锁钥，不能偏废。
    吐蕃虽然可能千年之后都还要咱们扶贫，但是对于华夏民族的地缘保卫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赵煦也同意这个观点，于是隆重封赏了陇拶为赞普，以阿令京为吐蕃佛主，拨款三十万贯，在尼色日山下为其修建吉祥须弥寺。
    命青唐都护李兰、统制苗履，帅师三千，护送金册赴逻些城。
    诏书是乙丑这天发出去的，大宋中书舍人苏轭童鞋，在写完这道诏书后，就跟皇帝请了假。
    和自己小师妹李易安，在汴京城低调地结婚了。
    漏勺是皇帝的小伙伴，易安是皇后的手帕交，他们的婚事搞得这么低调，让赵煦感觉有些不开心。
    不过皇后却能够理解，毕竟现在司徒的影响力太大了，要是他在京中，漏勺的婚礼怕是想低调都低调不了，现在赶紧将婚结了，是最好的。
    但是无论皇帝还是皇后，其实都想多了，漏勺只是想尽量多的拥有属于自己的二十天婚假，而不是耗费在迎来送往之上。
    结婚是有假期的，漏勺准备趁此机会，带着易安，跟自家哥当年一样，来一趟旅游。
    另一个时空的易安，早年的诗词颇多欢乐和开朗气象，南渡之后，才转变为哀婉消沉。
    而现在竟然来了个神奇的颠倒，漏勺治理广东的几年里，易安的词多写闺房婉约幽怨，闯下了赫赫大名，而最近却又开始变得欢乐和开朗起来。 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