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1158》一千一百四十六 苏咏霖政权的历史责任

    .，启明1158
     林景春所说的，也就是苏咏霖这样做的目的所在。
    泉州和广州是南宋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两个对外贸易港口，是两个市舶司的所在地，对于南宋来说，其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每年两百多万贯的商业贸易税收。
    尤其是泉州，还有数量比较大的南宋宗室，南宋政府在泉州设置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中央机构, 使得泉州可以直通中央，几乎算的上是南宋的副皇权中心。
    其经济和政治意义就在这里。
    而对于明国而言，这两个州也是相当重要的存在。
    苏咏霖很早就图谋抢占南宋在世界贸易体系之中的份额，但是尽管多方努力，却依然发现明国难以在商品经济上和南宋竞争。
    通过战争彰显明国的国力和存在，并且组织商队前往泉州和广州等地和当地的外商进行交易，然后尝试把他们拉到明国来贸易，卖给他们一些明国的手工制品和皮革制品。
    但是外商普遍对明国表示不信任, 他们更加信任他们已经站稳脚跟的泉州和广州这两个港口，信任与他们打过很多年交道的宋市舶司体系，对明国这个陌生的存在甚至怀着警惕的态度。
    加上南宋官员和本地商人的添油加醋煽风点火，明国数次派遣的商队除了卖出去一些手工制品和皮革制品之外，没什么收获。
    甚至有一次好不容易谈妥了一笔草原皮革制品的商单，结果还给南宋市舶司官员搅黄了。
    当时气的林景春大发雷霆，掉了好几根头发。
    但是当时也的确是无可奈何，有钱的外商狗大户们对明国这個陌生的存在实在是不怎么信任。
    这一方面是历史原因，一方面明国的商业不发达，也确实竞争不过南宋。
    在生产力差不多的状态下，宋人通过高强度的剥削打造出了多个世界性质的商业贸易中心，从北宋到南宋，他们陆陆续续整合出了四个市舶司, 即密州、杭州、泉州、广州。
    金宋战争之后，宋廷失去北方，也就失去了密州市舶司, 明国逆袭之后, 密州市舶司被明国掌控，但暂时没有运行。
    杭州自然就是临安, 剩下来两个就是泉州、广州。
    几处市舶司给南宋带来的是海量的财政收入。
    其通过贸易赚取大量利益供上流社会奢侈享受，等于南宋用举国之力发展商业赚取钱财，而忽视了民生和粮食生产。
    其商品经济优势是以不顾人民死活的低人权作为代价建立起来的，所以其低人权优势是讲究民生、重视农业生产的明国所无法相比的。
    这种商业繁荣本就是建立在残酷的剥削基础之上，剥削一旦消除，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现状的虚假商业繁荣终将回归于实用和理性。
    朱明王朝的农业回流和保守意识形态的回流就是这种虚假繁荣泡沫破灭之后的必然结果。
    所以如果放任自流，再过十年，苏咏霖建立的明国也无法在商业上和南宋竞争，估计要再过二十年左右才能出现一些改变。
    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
    国力终究不是商业竞争力能够决定的，明国对南宋的全方位碾压与商业竞争力的关系并不大，以南宋的政府组织效率和战争动员效率，给他把经济收入提高十倍，也无法对抗明国。
    它的经济越好，统治阶级的生活就越奢侈，实际国力增长相当有限，人民也不能得到任何好处，生活反而会愈发困苦。
    外贸商业红利全都落入以赵宋皇室为代表的的上层统治阶级的口袋里去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苏咏霖也是要发展海外商贸的, 这是必须的国策。
    明国不仅需要强大的农业作为基本盘, 一定规模的商业也是必须的。
    在科技实力出现实质性进展之前, 对外商贸活动是很好的拉动经济发展、盘活国民经济的方式。
    南宋能通过这种帝国主导的模式打造出一个虚假繁荣的商业帝国，就足以证明其在一定意义上的先进性和有效性，可以帮助明国改善目前单一的农业导向经济。
    明国目前是个毫无疑问的农业国。
    苏咏霖把虚假繁荣统统戳破打倒，废除苛捐杂税，劝农劝耕，于是引发了农业回流、逆城市化潮流，使得明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减缓、市民阶层萎缩。
    而与此同时，这一波逆城市化潮流带来的是农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恢复，由此带来了数量极为庞大的财政收入。
    南宋的财政收入总额约在四千八百万贯，而明国的财政总收入在洪武四年已经达到了五千六百万贯，恢复十分显著。
    预计在未来数年之内还将不断提升，有望在十年之内进入一亿贯总收入时代。
    与此同时，粮食总产量也是年年提升，年年增长，产量上升势头十分强劲，目前完全看不到头。
    目前明国农业部门和财政部门还估计，待黄河改道工程胜利完成之后，这波农业生产的上涨趋势还将迎来一个新的高峰。
    届时明国的农业生产收入将创造一个南北宋都望尘莫及的新记录。
    苏咏霖的革命行动砸碎了农民身上的枷锁，让人们回到了自己原本应该处在的位置上进行农业生产，这是符合实际的做法。
    由此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全面恢复，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繁荣。
    然而苏咏霖也清醒的认识到，这不是什么生产力的跨越式进步，而是在腐败的政治、残酷的剥削压迫之下被压抑和破坏掉的原本应该具备的农业生产力的恢复。
    中原大地正在恢复它本该有的繁荣与昌盛，而并不是生产力革命。
    若是沉溺于这样的成就，那么等到这波恢复进程结束之后，农业生产扩大化带来的蛋糕也就无法继续扩大了。
    而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随着战后婴儿潮的出现和持续，最迟四十年，明国必将迎来严重到足以影响政权持续的社会危机。
    这和社会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而是纯粹的生存危机。
    所以在当前，明国的任务就是要在四十年的窗口期内完成必要的生产力革命，必须要把社会生产力向前推动，不管用什么方式，最好能一只脚踏进工业革命的门槛。
    否则苏咏霖领导下的革命事业也就是中华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下一次，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不仅需要以苏咏霖为首的革命政权本身具备的推动力，也需要庞大的外部需求所带来的外需拉动。
    两架马车并驾齐驱，才能拉着古老的华夏大地冲出泥沼，奔向新世界。
    所以苏咏霖政权的历史责任也就很明确了。
    其一就是维持革命性，在解放人们的同时，凝聚出庞大的内向推动力，竭力发展科技，奋力朝着新世界奔跑，摆脱旧历史的牵扯。
    其二就是推动人们的觉醒和觉悟，打开国门向外看，引领大航海时代，利用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庞大外部需求，从外部产生强大的吸力，拉动明国社会的进步。
    内外一起发力，推动明国真正出现生产力的革命性跃进。
    第一点苏咏霖一直都在做，并且觉得自己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目前的农业繁荣就是明证。
    而第二点，就是他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单纯的商业竞争，再来十年明国也是搞不过南宋的。
    但是谁规定我一定要和你在你的赛道里搞单纯的商业竞争？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在商言商这种事情，那只是软弱的阶层所产生的的美好幻想而已
    商业，也要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目标服务，脱离国家保驾护航的商业是不可能长久成功的，单纯的竞争不过，必然引发国家力量介入。
    而现在苏咏霖就要用强大的明国国力介入到这场商业竞争之中。
    他要通过军事手段夺取泉州和广州，用物理方式终结掉南宋的商业优势，然后把这种优势转移到明国身上来。
    “泉州和广州对于南宋的意义绝对不仅仅只是税收高而已，这两个地方更是世界的窗口。”
    苏咏霖用了一个新奇的词汇来形容泉州和广州，这引起了在场官员们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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